通俗文化理论 | 新传理论42

果冻

3分钟前：

费斯克的通俗文化理论可以说是大家在分析文化现象时拿高分的“锦囊”，它肯定了大众文化的价值，强调文化和权力斗争的关系，重点关注的是受众的能动性研究。可用于：粉丝文化、IP电影、真人秀、自媒体监管、娱乐信息规范、广播电视行业整顿等答题中。同学们在平时信息输入的过程中，一定要尽量有意识的让自己用多角度多学派多理论去分析某一新传热点现象鸭！

（一）思想来源

1、德赛图的“文本盗猎”

德赛图将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即肆意袭击他人的文学“领地”，掠走那些对读者有用或愉悦的东西。“语言的掌握”是社会构型中主导阶级施展文化权威和社会权力的象征，而文本盗猎则是将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概括为一种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德赛图将民众阅读视作一系列的前进和撤退，玩弄文本的战术和游戏；或是某种类型的文化拼贴，通过拼贴，读者将文本打成碎片，再根据自己的蓝图将其重新组合，从找到的资料中捞出能用来理解个人生活经验的只言片语。

德赛图的盗猎概念是一个关于挪用而不是误读的理论。误读这一术语必然是评价性的，并且保留了传统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赋予作者意义高于读者意义的特权身份。德赛图的盗猎模式则对文本意义的性质保持了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使得各种竞争的和矛盾的阐释都具有效力。

2、巴赫金的“狂欢”理论

巴赫金从人类学视角通过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文化思考得出狂欢理论，并形成了一组核心概念范畴：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

巴赫金心目中的狂欢节和狂欢精神或多或少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它只不过是一种规避性的或狂欢式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一种以官方对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言行进行压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控制，是一种安全阀门。它通过提供特许的、受抑制的和控制的表达愤懑的方式而有助于维持现行的权力结构。

（二）理论内容

1、通俗文化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摒弃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或精英阶级的“大众文化”的提法，代之以“通俗文化”。他把通俗文化看作受众反抗话语权力压迫的场所，更加重视受众在意义解读过程中的主动性，弱化了意识形态的控制。

通俗文化的主体是“人民”（people）而非大众。作为通俗文化的消费者，他们并不是被动无助的，而是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他们并不是不加判断地将文化产品全部接受下来，文化产品的文本只是提供了一种可供受众任意选择消费的文化资源。

费斯克把通俗文化看成是互为文本地流通于初级文本（原初的文化商品）、次级文本（与初级文本直接相关者如广告、杂志文章、评论）和第三级文本（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持续过程中）之间。与经典文本不同，具有平易性和简单性，是要满足大众的创造。“分析通俗文本需要双重焦点：一是注重文本的深层结构，二是看看人们如何和体系周旋，如何阅读文本。”文本只提供了一个最初的框架，最终的意义仍要由消费者生产。

2、“两种经济”

费斯克把通俗文化的生产和流通分成两个相互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的部分：“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

（1）在金融经济中，生产者利用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生产出具体的产品。可以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生产出物质商品，并出售给消费者（如CD、电影、书籍等）；二是利用生产出来的文化商品，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再把受众的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如免费电视、大众报纸杂志等）。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资本可以部分决定生产的内容与结构。

（2）在文化经济的生产中，交换和流通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受众成为主体，他们利用前一过程生产出的文化产品，自主地进行创造性的使用。快感也是统治者难以控制的文化经济的产品。身体是自然而非文化的产物，为我们提供了抵御意识形态的有限的自由空间，属于身体的快感是对抗意识形态的最后堡垒。

在文化经济中，民众在意义和快感的生产中创造出大众文化资本。大众文化资本保证受众可以通过多样的解读，对抗统治者将文本意义单一化、自然化、稳定化的企图，利用“符号权力”对“社会权力”做出有效抵抗。

文化产品是在这两种经济领域中流通的。金融经济流通的是金钱，表征统治的力量；文化领域流通的是意义和快感，显示了消费者的解码差异。从这一理论出发，费斯克认为观众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

3、快感社会主义

基于通俗文化理论，费斯克提出了快感社会主义，作为民众抵抗权力集团所生产的各种文化的重要方式。

权力集团的文本缺乏多义性，追求真理和客观性。而民主主义的文本应当追求生产符号意义带来的快感，和权力集团的符号生产进行对抗。费斯克具体分析了新闻生产的三种方式：严肃性的、替代性的、通俗性的。

①严肃性报刊同时生产着“客现事实”和“意识形态”；

②替代性的报刊传播各种激进现点，是边缘性的权力集团成员对统治者的批判；

③通俗小报要比严肃大报更鼓励受众的批判态度。

煽情主义的新闻报道的意义不在于是否真实，而在于对官方的真理体制的对抗态度。根据费斯克的现点，左派报刊应拒绝“说教”，而要给人快感。这种快感可以抵抗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诱惑。

（三）理论评价

1、意义

（1）费斯克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民族志符号学相结合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聚焦于意义的生产与传播，既关照文本与社会的关系，又关注日常生活的影响，开辟了一条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

（2）费斯克强调了大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气息，其乐观的媒介文化理论观点为低迷的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3）“两种经济”理论开阔了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对当下草根文化、大众“迷文化”研究等都具有前瞻性。

2、局限

（1）缺乏批判的民粹主义和新修正主义取向

与文化研究的其他学者相比，费斯克极端强调受众主动性，因而有学者称其为“文化民粹主义者”。费斯克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的进步性，对通俗文化带来的快感不加区别地加以歌颂，修正了霍尔等左派学者重视意识形态控制的取向，因而有学者把费斯克强调受众主动性的立场称为“文化研究中的新修正主义”。这样一种立场，把解放的希望放在受众身上，放弃了对现实符号环境的干预，背离了文化研究倡导的“有机知识分子”精神。

（2）意义生产过程的考察不完整

费斯克提到了要对通俗文本流动的社会语境进行全面分析，但他对社会语境的分析却十分有限。

（3）理论与方法有一定脱节

费斯克指出，在通俗文化的分析上，为了全面分析流通语境，民族志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也可以采用大规模的系统的，或者结构性的方式”。但在实际操作中，他的分析大多也只是从自身出发的文本分析。

（4）前提理论的缺陷

从前面的分析中来看，费斯克的通俗文化理论来源于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还包括布迪厄、德塞图等人的理论。这些理论多多少少都带有唯心主义与唯文化论色彩，这使得费斯克的通俗文化分析过于偏重文化与主观感受，缺乏客观的和唯物主义的批判。

参考资料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65-376.

刘海龙.从费斯克看通俗文化研究的转向[J].北京:国际新闻界,2002.4.

黄继刚.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D].新疆: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6.

刘中望.快感、权力、意义——论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D].湖南: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4.

张潇扬.约翰·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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